近日，东北亚研究院孙蕴博士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新定三礼图》（二作）在中华书局出版。
在中国古代礼学著述中，有一类以绘制图像为主并辅以相应的文字解说，对三礼中所涉仪节和器物进行诠解的礼图学著作。这些礼图类著述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虽然不是礼学研究的大宗，但在汉代以来的三礼学研究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谓三礼学研究的一个子学科。作为三礼学的一个子学科，礼图学理应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和关注。
礼图学著述起源于东汉郑玄、阮谌的《三礼图》和东汉碑刻中的“五玉”“六玉”图，繁荣于宋代，至清代达于极盛。
汉唐时期是礼图学的开创与发展期。礼图类著述大约创始于东汉时期的郑玄与阮谌。郑玄是东汉集大成式的经学大师，他遍注群经，尤精于三礼之学。阮谌，字士信，东汉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曾任东汉侍中，也是著名礼学家。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曾称引郑玄与阮谌旧《图》，由此可知郑玄、阮谌所作《三礼图》宋初犹存于世，后来不知何时亡佚。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后汉郑玄、阮谌撰《三礼图》一卷，共辑佚一百五十五条。四库馆臣认为《礼图》创始于阮谌，所谓郑玄《三礼图》当是郑玄后学所为，然这一推论并无文献学依据，依据并不充分。
东汉时期一些碑刻中出现了一些“五玉”或“六玉”图。据宋人洪适《隶释》所载东汉桓帝永寿年间所立益州太守碑碑阴刻有“五玉三兽”，蜀中汉碑柳敏碑碑阴和冯绲墓道刻有“双排六玉碑，又有单排六玉碑”。这些碑刻上所刻的“五玉”或“六玉”就是璧、琮、圭、璋、璜、琥等玉制礼器。《隶释》所载这些蜀地汉碑所刻的“五玉”图或“六玉”图可以看作是早期的礼图。此外，这一时期的《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三国吴射慈的《丧服变除图》五卷、晋崔游《丧服图》一卷、南朝齐王俭的《丧服图》一卷，以及佚名学者撰作的《丧服礼图》《五服图》《冠服图》等。《新唐书·艺文志》载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载梁正《三礼图》九卷。这些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礼图学著述虽在历代史志目录中有案可稽，但后来均已亡佚。其中有些有清人辑佚本，有些完全亡佚，不可复见其原貌。
两宋时期是礼图学的兴盛与发展期。两宋时期，学者们很重视三礼学的研究，且有多部礼图学著作传于后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聂崇义根据郑玄、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和开皇官撰等六家礼图学著作，参互考定而撰的《新定三礼图》二十卷。此外，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王洙的《周礼礼器图》、陈祥道的《礼书》《周礼纂图》、龚原的《周礼图》、陆佃所作《礼象》，南宋杨甲的《六经图》和杨复的《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林希逸的《考工记解》（又名《鬳斋考工记解》）二卷皆是两宋时期有代表性的礼图学著作。宋代还出现了一些以“考古”“博古”为名的图书，著录了许多与礼学、礼器相关的古器物。这类图谱类著作虽不以“礼”为名，但也属于礼图学著述的范畴。这类著作以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为代表。
元明时期的礼图学著述明显不如宋代发达和繁荣，突出特点是受理学思潮影响较大。有代表性意义的有元代龚端礼的《五服图解》、韩信同的《韩氏三礼图说》，明代刘绩的《三礼图》和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会》等，中又以刘绩的《三礼图》最为著名。该书多本于宋人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诸书，而取诸《博古图》者尤多。“不惟补崇义之阙，且以拾希逸之遗。其他珽荼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又七十余事。”在宋明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刘绩《三礼图》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反对汉学，而崇信宋学。
清代是我国经学史上汉学复兴的时期，也是三礼学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礼图学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著述极多。乾隆钦定的《三礼义疏》后分别附有《周礼图》四卷、《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和《礼记图》五卷，另外还有多达几十种礼图学专著，诸如江永的《乡党图考》、戴震的《考工记图》、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焦循的《群经宫室图》、胡培翚的《燕寝考》、张惠言的《仪礼图》、吴之英的《仪礼礼事图》《礼器图》等，都在以图像解礼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礼图学史上占有很高地位。
20 世纪初叶以来，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和文化范式的变迁，传统三礼学备受冷落，礼图学随之全面式微，但一直延续下来。近几十年，从事礼图学研究的学者逐步多起来，礼图学呈现复苏迹象。本时期我国礼图学呈现如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充分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礼图学研究；二是把现代影视技术引入礼图学研究。这两个特点实际上也体现了我国现当代礼图学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礼图学的漫长历史沿革之路中，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所作图像虽“未必尽如古昔”，但援据经典，考释器象，较旧图大有新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博得学界高度评价，大行于世。此书有图，有解说，凡图 380 余幅。现存礼图之近于古者，莫若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抄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于杜撰”，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做出了较高的评价。
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上呈后，为宋太祖嘉赏，诏令颁行，初画于国子监讲堂壁上，后刊刻流传。今存最早刊本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据蜀本重刻的《新定三礼图》（下简称“宋本”），另有蒙古定宗二年（1247）刻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光绪锺谦钧刻本、和刻本等，书名或题《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20卷，或题《三礼图》《三礼图集注》。
蒙古定宗刻本问世较早，《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出版（下简称“蒙古本”），但“殊少佳字”（傅增湘），校刻未精。《通志堂经解》本编排不善，不便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或一页一图，或一页数图，而以说附载图四隙，行款参差，寻览未便”。清光绪本较为晚出，据《通志堂经解》翻刻而成。《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本《三礼图集注》皆以影钞淳熙本为底本，同属宋本系统而各有校勘。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在介绍《荟要》本时称：“宋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洛阳聂崇义撰，今依天禄琳琅明毛晋影宋钞本缮录，据通志堂本恭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是根据内府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缮录，部分文字为馆臣校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宋椠本原为钱曾藏书，后归泰兴季寓庸，转归昆山徐乾学，后钱曾又从徐乾学处借出抄录，摹为影宋钞。纪昀对该本颇为认可，将其定为《四库》底本，“惟内府所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每页自为一图，而说附于后，较为清整易观。今依仿缮录焉。”体现出四库馆臣在选择底本时的理性思考。为区分于同时收录的明刘绩《三礼图》，文渊阁本题《三礼图集注》20卷。
由于纂修过程中出现的禁毁、擅改书籍之举，民国以来，学术界对《四库全书》普遍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见甚至抵触，在较长的时间内仅强调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意义，忽略了其版本学价值。随着文渊阁、文津阁乃至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的库本典籍进入研究者视野。笔者在对校过程中进一步发现，文渊阁本以内府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为底本校勘缮录。四库馆臣在校勘过程中综合采用他校、本校、理校等多种方法，对文本讹误订补考证。无论从校勘的内容还是摹写的精确程度而言，文渊阁本的成就皆较为突出，是后出转精的版本。
基于此，本次修订整理主要做了如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清华版《新定三礼图》以宋本为底本，以《四库》本为通校本，而只将《丛刊》本作为参校本。这次修订对原书底本、通校本和参校本都进行了全面的通校。清华版《新定三礼图》原则上只将重要的异文情况写入校勘记，一般异文不出校。本修订本尽可能将所有异文情况都在校勘记中标示出来（一般异体字不出校）。（二）对清华本的注解进行了修订和改写。粗略统计：本修订本新增《丛刊》本校记950余处，修订增补《四库》本校记讹误150处，修订增补宋本校记80余处。修订改写注解120余条。本修订增补本比清华版总共增加了近6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