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研究院崔晓新博士撰写《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朱彝尊曝书亭藏本探微》，刊于《古典文献研究》（CSSCI来源集刊）第二十五辑（上）。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是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的附属成果，分类允当，体制赅备，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叙》）的学术功用，一向被视作研治传统学问之门径，是当前显学四库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四库总目》的纂修历程、文本面貌乃至著录要素等，都是学界研究的对象。该目所著录各书书名之下标注有底本来源一项，用存进呈者信息，成为今人考求《四库全书》征书、进书问题之重要凭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馆臣之著录并非全然可靠，时贤已对《四库总目》标注的郑大节家藏本、汪汝瑮家藏本等加以研究，多所纠摘。
朱彝尊是清初文学大家、学术名家，喜好抄书、刻书、藏书，筑有曝书亭，晚年藏书达八万卷之巨。《四库总目》内有三十三种图书注明系“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学界将其视作普通的藏书家底本，或认为其进呈者为朱彝尊后人，或明确指出其人即朱彝尊之孙朱稻孙。但是，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其实有着复杂的意义指向，与《四库总目》其他私人藏本如“吴玉墀家藏本”“鲍士恭家藏本”“汪启淑家藏本”“范懋柱家藏本”“马裕家藏本”等完全不同。
本文从考察曝书亭藏书历次进呈的情况入手，着力解决（一）曝书亭旧藏进入四库馆的渠道、数量；（二）曝书亭旧藏入选四库底本的情况；（三）《四库总目》对曝书亭藏本的著录情况；（四）《四库总目》著录曝书亭藏本采取不同模式的原因。
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曝书亭旧藏先后计五次由浙江当局组织进呈：第一、二次进呈十二种，第三次进呈十四种，第四次至少进呈五十二种，第五次进呈六十九种；此外还有朱彝尊旧藏流至他处进献于朝未为浙江巡抚三宝所奏且选为四库底本者二种。是以朱氏旧藏进献于朝者总计不少于一百四十九种，其中取为四库底本者有八十七种。
用为四库底本的八十七种朱彝尊曝书亭旧藏，《四库总目》标注其来源时有如下四种情形：（一）著录为私人藏本者三十二种，其中“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十八种、“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八种（其中《四六谈麈》一种有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四种、“副都御使黄登贤家藏本”一种、“编修程晋芳家藏本”一种，符合《四库总目》着录体例。（二）著录为“浙江巡抚采进本”者十六种，符合《四库总目》的既定着录体例。（三）著录为“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二十九种，系浙江巡抚采进者。（四）著录为其他采进或藏本者十种（含《四六谈麈》一种），标注有误。
《四库总目》对朱彝尊曝书亭旧藏着录不一，当与历次谕旨指示不一、经办人员不一、各省承应情形不一、馆臣著录时用心不一等因素有关，相较于对其他私家进本之处理，有其特殊性。其中肯綮，当在于浙江官员奉行谕旨较力，编制书目、登录信息等更为细致全面，不仅于《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标注朱彝尊旧藏与小山堂旧藏情况，而且又专门编制《浙江省第五次曝书亭呈送书目》。《四库总目》著录为“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者二十九种，三种见于《底簿》，二十六种见于《浙江省第五次曝书亭呈送书目》。
本文考定进呈四库馆的朱氏旧藏达一百三十八种，见于其传世书目的仅有六十六种。《四库总目》对朱彝尊曝书亭旧藏之著录不一，究其根源是朱氏子孙不能葆守，以致流散殆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秀水朱氏家族的衰落与阶层下移。
